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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图术:国度管理研讨的一个新视角

    更新时间:2017-10-30   浏览次数:

作者:杜月 

起源:社会学研究杂志

(原文揭橥于《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

择要
在“技术治国”的治理理念下,文件和图像在中国的行政系统中的位置日益重要,然而对于文件和图像的经验研究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经验研究的缺乏很可动力于分析视角的完善。本文力求通过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内对于制图的研究,发展出一套“制图术”的分析视角。本文从“制图”、“治理”与“认知”三个环节对制图术的视角进行论述,并尝试将这个分析框架运用于观察中国现阶段的土地治理。本文进一步指出,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发现制图术的广泛运用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带来的新的治理机会和局限。以“制图术”为分析框架的研究指出了中国的治理结构正在阅历的重要转型和潜在难题。

关键词

制图术;技术治国;土地治理

1、弁言:盒子里的村庄

近年来,国土局的办公室里最多见的办公用品是一个个蓝色的文件盒。每一个盒子里都装着一个村庄的若干张地图,每个盒子都是一个土地项目,工作人员在这些图纸上功课,规划着中国将来的城市和城市。当项目完成之后,这些地图就会被放到棕色的纸盒子里,运到档案室启存起来以便接收上级检查。

这些地图并不能直接反映实际的地理空间,田野作业时手持地图的工作人员每每需要村干部率领或是讯问农户才能找到实际的作业位置,但这些地图在系统中的位置极其重要:所有的地图都必须被录入国土系统覆盖全国的数据库,当一亩建设用地的图斑在数据库里显示重叠时,省里的工作人员会在两地利间内赶赴现场勘查。

地图连同各种从属文件构成了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非常重要的日常工尴尬刁难象,一个项目所需要的几百份文件和图纸经常两个成年人都抱不动。当制图过程越来越复杂、地图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时,专业的编制公司应运而生。公司的工作人员日日穿越来往于办公室,成为地方国土系统日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助手。

在这些表象之下,我们看到,“技术治国”已经成为重要的治理理念。如文章开首所描述的经验情形,在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中,地图和文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现有研究指出,现阶段的国家治理力图做到专项目表明确、资金分配平衡、估算结构清楚、过程管理严格、顺序技术公道、审计监督规范,在实施过程中一统到底,且带有明显的专家治国的倾向(渠敬东,2012)。

在实际过程中,这却可能导致繁文缛节的文本规则众多,上级和下级政府都在文本形式上大做文章,官僚弊端日益明显(渠敬东等,2009)。然而除了总体性的判断,经验研究却并未几。既然技术和文件构成了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那么技术和文件的经验研究明显亟待发展。这种研究的迫切性不仅来自于文件在现实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也来自于聚焦于文献的研究视角本身的重要性。

邓小南指出,文书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史研究有重要意义:对于政令文书的研究有助于冲破安稳朴直的条块结构,总是观察一个时代的政治体系。信息本身的流通性质提示我们将启载信息、通报信息的相关制度视为“历程”、“门路”,而不谦足于停止在制度的意图规定和效果终局这起迄两头(邓小南等编,2012)。

异样,文件研究对于现代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也应当获得响应的器重。此类研究的匮累一方面源自于政府文件的高度敏理性,当心更重要的身分多是分析框架的缺少。本文测验考试将东方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以及政治学范畴内对于制图的研究进行梳理,促进其外部的对话,并将其放置到多少可以应用于中国教训研究的观点板块之下,进一步提出以“制图术”作为一种新的透析中国国家治理的视角。

“制图术”是对现阶段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面向的隐喻,它凸显了国家将具体社会事实抽象为数字与图表,并以此为依据想象与治理社会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广泛运用于对各政府机构的分析。然而过于舒展的理论外延会一定程度上削弱概念本身的准确性和运用于经验事实的精确性,我们有需要在此对“制图术”这一律念做出较为准确的界定。

起首,制图术有明确的对象。正如福柯所提出的“治理术”明确地以人口作为对象,制图术的对象是土地,更精确地道是土地的一系列属性:土地品种、土地面积、土壤质量等。其次,制图活动以治理为目的。换言之,制图者的目的并不在于仅仅占领土地,而在于通过一系列的深入干预达到特定的治理目的,如保证食粮保险,或最大化土地出让利潮。再次,制图的主体是政府部分。

只管测绘与编制公司越来越深上天参加了土地治理的过程,但制图术的核心行动者依然是政府。我们在制图术这个分析框架下可以看到中央和地方政府、“条条”与“块块”之间展开的矛盾和互动有若干新的特色。最后,缭绕土地种类、面积和质量的测绘与地图制作是制图术重要的技术环节。制图术这一概念本身就预设了特定的技术(如地理信息系统)的特性和逻辑会对治理过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归纳综合而言,制图术以土地为对象,以治理土地为目的,以政府为主体,以技术为核心。“制图术”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也许可使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现阶段国家治理的逻辑、结构和权力机制的转变以及相应的社会效果。

2、从治理术到制图术

(一)理论源起:治理术

1978年,在法兰西学院的报告中,福柯阐释了一系列对于国家和治理的思考。在《论治理》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中,福柯认为马基俗维利的《君主论》标志着建立在权利和司法之上的主权理论的壮盛,但在这之后一种新的基于“治理”(governing)的技术重塑着国家和个体的关系。《君主论》中的君主通过司法统治和武力驯服保护着他对于领土和臣民的主权(sovereignty),这种君主和臣民的关系是外在而软弱的,随时会被战役和诡计推翻。

而“治理”题目在16世纪的暴发标记着西欧国家脚色的近况性转变,国家和集体的关系也超出了中在权力,国家开端越来越深刻地管理和干预个别的性命过程。国家治理的对象不再是国民和发土自身,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财富与姿势),领土的特征(气象、浇灌体系、土壤菲薄力),人的行为(风俗、喜欢、思考和举动的方法),人和事宜之间的关系(不测、事变、饥馑、流行症、灭亡)”(Foucault, 1991:93)。治理的目标其实不在于把司法外表地施加于臣平易近或许国土,而在于把上述各种关系和特性作为“物”来治理和重组,以到达某种特定的目的。

这种基于关系和特性的对于“物”的治理依赖于一种特定的知识形态——统计学。统计学在16世纪逐渐发展,在17世纪被广泛应用到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因而统计学(statistics)本质上是关于国家的科学(science of the state)。这一转折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它更深刻地体现了一系列从应然到实然的转机:治理术取代主权论的同时,统计学也取代了自然法。

自然法所规定的品德和权利是超越性的,基于天然法的规定超越于社会事实本身并指向一个更高的次序和存在;而统计学的真谛就在于事实本身,它充分确定国家基于自身的理性,而不在这之外或之上追求其他的理性秩序。国家对于个体的规训原本依赖于设定例范(norm)并要求个体服从,而基于统计的治理则把平均数和畸形(normal)作为真理。统计治国的逻辑不在于迫使个体服从某种秩序,而在于定位均匀数,找出偏离值,而后通过一系列干预使得偏离值向正态分布的直线聚拢。

从主权到管理的转化随同着另外一个重要的改变:国度治理的工具、统计学研讨的对象不再是个别或是家庭,而是作为全体的人口。君主和人口之间的闭系不是简略的“遵从”或是“忤逆”,相反,统计学提醒出人口存在一系列本身内涵的法则:绝对牢固的灭亡率、徐病率、增加周期。君主的意志并不克不及间接招致人口的增加,相反,国家必需施减一系列看似与人口增添有关的政策来直接地影响人口增长,如调剂出口和入口商品的数量以影响食品供应、失业率和财产积聚,并进而硬套人口删殖。基于那种新的治理技巧的人口增少不再依劣于君主的意志,而依附于一系列盘算和统计剖析(Foucault, 2007: 71-72; 1991:100)。

福柯对于治理问题的探讨在近代政治学的学术传统中有侧重要的位置,它开启了政治学领域对于治理技术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并且重燃了人们对于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研究兴趣。就本文的兴趣而言,治理术的研究从政治学领域到地理和历史学的扩大是非常症结的一个节点,它开启了对于制图术(cartography)的批判性研究。

(发布)治理术与制图术

在福柯对于治理术的阐述中,领土并不盘踞重要的位置,岂但如此,领土作为君主的统治对象还常常被用来和新的治理对象——人口进行对照。在福柯看来,君主和领土之间的关系是外在而懦弱的,而国家对于人口的治理却是深入肌理的。治理术的研究对于地理学的影响起首就体现在人文和政治地理学者对于这一判断的挑战。学者们认为,领土和人口一样是治理术的对象,领土通过制图术被不断地拆解、分析、计算、干跋和重组。

理论上,任何对于人口的统计都不能离开具体的空间存在。不管是迁徙率、诞生率还是逝世亡率,都是对于某一具体地理范围之内的人口现象的描述,而国家对于人口的兴致很大程度上指向人口现象的具体空间分布(Hannah, 2000; Elden, 2007)。因此,当人口被作为可分析和计算的治理对象时,领土自然也就同时成了可分析和计算的对象。风趣的是,比格(Biggs, 1999)对于西欧制图史的考察显示,现代意义上的地图在16世纪才在西欧出现,而这个时点刚好与福柯对于治理术在西欧兴起的时点判断相符合。

在此前若干世纪,地图这个概念在英语或法语中并不存在,对于空间的地理描述也极其稀疏。但这并不标明对于空间的想象和描述不存在。比如,描绘神圣空间的“mappanmundi”(字面意义是“世界的外套”)在宫庭和官方是广为传播的。这种神圣地图平常以耶路洒热为世界的中央,描绘地狱和地球相连的气象,诺亚方舟和亚历山大大帝经常出现在同一张地图上(Biggs, 1999: 377; Anderson, 1991: 22-24)。

与此相反,现代意义上的地图则将空间抽离于崇高或世雅的属性,完整作为内部性子雷同的数量来掌握。15世纪初基督教世界对于托勒密地理学的重新发掘带来了经度、纬度和投射的概念,从而建立了制图术的基础,而印刷术的发现则使得制图技术在全部西欧大陆传布开来。16世纪初,地图以及制图技术领导脚册曾经广为传播。制图技术在19世纪初相对成生,可以刻画出若干人口变量的地理分布,包含人口密度、迁移、寿命、说话、宗教和一系列其他特点(Robinson, 1982; Jacob & Dahl, 2006)。

在更深刻的理论意义上,地理学和历史学开始商量治理术在空间领域的相对概念——“制图术”。正如治理术的对象不是个体和家庭而是整体的人口,制图术的对象也不是作为产业的土地(land)或是作为军事和政治目标的地区(terrain),而是可被计算和节制的领土(territory)(Elden, 2010)。和治理术相似,制图术本身是一种治理技术,是对空间的统计学描述和分析,而制图术与治理术更深刻的关联在于,它们都不仅仅是技术,它们开启了新的治理状态,并且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

本文的兴趣在于将集落于各个分收学科的对于制图的研究加以组织,并发展出一套“制图术”的研究视角,再尝试运用这一视角来透析中国现代的土地治理经验。具体而言,本文将结合初步的中国田野经验,将各个分支学科中的制图术研究呈现和组合为制图、治理和认知三个面向。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环节并不是彼此自力的,在中国的治理实践中,制图、治理和认知是同时发生且互为基础的。

制图:制图是把纷繁复杂的实际空间转换成可分析和控制的抽象空间的过程。地图和图表远不是现实空间的客观复制,相反,制图者的主观意图和技术的发展都潜在地影响着地图所呈现的空间。从实际的地理空间到抽象的图纸之间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过程,对于制图过程的追溯有助于我们废除对于“透明”和“客观”的执念。

治理:治理是国家官僚体系依据地图和图表所体现的抽象空间进行计算、规划、控制和监督的过程。将制图术放置于具体的官僚系统的运作之中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作为治理的工具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带来了新的治理形态和可能性。不仅如此,地图本身的逻辑对于制作者的意图、目的、行为也有着极大的制约和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基于地图的治理深刻地改变了治理的形态。

认知: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制图术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带来了权力和资源的重新调配,而这种内部的变化是以主体的变化为基础的。制图术带来的更基本的变更在于,它重塑了不同群体会知空间的方式,并由此触发了一系列新的认知图式的矛盾。根据主体所处的不同社会位置,制图术所带来的空间认知也不尽相同。在这些多重的想象和认知抵触当中,新的治理模式正在缓缓显现出来。

文章援用的经验材料来自于作者在2014年7-8月、2016年2月-2017年2月对于城乡兼顾、增减挂钩和占补平衡等土地项目在四川、山东、河北、江苏、广西的6个区县11个乡镇的考察。作者的田家调查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作者采用机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区县国土局进行调查,观察地图及相关文件制作、使用、流畅和变更的过程,并对主管领导和营业人员进行了16次访谈。

其次,对从前三年的项目材料进行文献研究,联合在国土局进行的访谈肯定典范项目(合计20个项目)并进行实地考察,共对11个乡镇的18位干部或工作职员进行了40次深度访谈。由于本文的宗旨在于发作研究视角,经验资料中的配景和细节均做了相应的省略,同时对人名地名等也做了技术处置。

3、制图

列斐伏尔在玄学意义上指出现代的空间实质上是抽象的(Lefebvre, 1991)。这种“抽象空间”和我们生活的具体而活泼的经验之间有一层面纱,这层面纱就是我们的思考。在治理的视角下,这种对于现代空间理性的提要判断有了更加具体的内在:治理并不是加诸于一个已经存在的空间之上的,相反,一个“可治理的空间”(governable space)必须经过和实际空间的分离、抽象和加工(Rose, 1999: 31-32)。重新经过地理编码(geo-coded)之后的空间为政府的治理提供了需要的基础(Rose-Redwood, 2006: 480)。在这个概要判断之下,我们要进一步究问的是,这种工钱创造的、可治理的空间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抽象的?它和实际的空间有何差异?

(一)铭记:便利照顾的事实世界

“铭刻”(inscription)是拉图尔(Latour,1986)提出的制图以及更广泛意义上以可视文件重现现实的重要概念,这个概念推进了人类学领域一系列以文件作为独立对象的研究(对于人类学领域内对于文件的研究,拜见Hull, 2012)。这个伺候的本意即是将活动的概念篆刻于石板上并永远保留。铭刻是人理解和把握外活着界的一种方式:通过铭文,人们可以表现已经失去的陈旧和远远的世界。

地图作为铭文有以下特征:首先,它像标本一样将遥远的空间的现实“带回”到桌前,空间的挪动并不能损坏它所再现的内部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世界变成了“便携”的,而这种便携性使得统治者可以更方便地进行治理。路易十六派拉比鲁斯跨越宁靖洋来库页岛测绘地图并带回凡尔赛宫,以确定库页岛的地理结构、主权权属以及未来的航路。由于地图是对现实的成比例的缩放,而在空间移动的过程中,地图的内在结构没有被破坏,因此在职什么时候候天子和官员们都能以任何比例在凡是尔赛宫重现遥远的库页岛的全貌。

因此,制图是对现实的成比例缩放和跨越地理空间的保存。其次,地图是官僚系统理性化的工具。官僚系统驾御社会的能力很大程度下去自于它集中了各种图表,分析它们的内在联系并且在此之上做出决定。

推图尔极为精确地把握了制图过程中由信息叠加所带来的卒僚系统的权力,并指涌现代社会对于可视化的地图的执念。但“制图是对现实的成比例缩放”这个判定却有待商议。事实上,地图作为人与实际空间之间的媒介,其制作过程与人类认知和实际空间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

根据制图交换学(cartographic communication)的理论,在将现实空间抽象为地图的过程中,制图者的主观目的和知识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读者在读图的时候又需要调动起本人的知识和理念,最终把地图再还原为现实的空间(Kolaeny, 1969)。从实际的地貌到地图上的线条,现实的细节要经过一系列增添、抉择、归并、歪曲和夸张(Winichakul,1994: 53),在这个过程中制图者的目的和知识都邑不可避免地在地图上留下显明的烙印。

(二)现实世界的简化与可读化:制图者的主观意图

斯科特的“可读性”(legibility)概念充分还原了制图过程中制图者的主观目的这一要素(Scott,1998)。斯科特同样肯定了现代国家不断把现实空间转变为地图和各种图表的倾向,但他更明确地指出,这种不断使社会事实“可读化”的过程是和现代国家的目的亲密相关的。现代国家努力于全面掌握物理和人力资源,并且通过干涉使资源有最大的产出,而这就需要加倍深入和具有针对性的知识。

这一主观目的对制图过程有极大的影响,最突出地体现在地图对于现实世界的“简化”(simplification),即挑选性地扩大与制图者的主观目的有关的内容并省略与此无关的事实。这一简化的过程并不仅仅是认知意义上的,它还有着深刻的现实影响。斯科特通过分析现代国家地籍图(cadastral map)的天生展现了“简化”的过程。传统村落的土地使用权是非常复杂的,在主要作物播种之后,大大都成员都有不同程度的拾荒权,以及在公田上的放牧权。例如,一棵树倒下之后,树干归种树的人,骨干则回前来捡拾的贫民。

在收获欠好的时候,大局部规矩都要随之调整,富有的家庭有任务让渡更多的权利给贫困的亲戚。这种庞杂的土地使用系统无法在某块土地和某一个体之间形成排他性的权属关系,因而给税收带来了极大的艰苦。为了最大程度地吸取土地税收,大少数现代国家的做法是将复纯的乡约系统简化成为地籍图,从而在个体和土地之间形成排他性的关系,即永恒地权,在这一土地所有权之下包露着使用权、继续权和购卖权等一系列排他性权利。

这种对于复杂和非正式土地使用权的简化在城市化过程中有实在际的影响。学者们对于印度城市化的研究发现,由于国家将村民和土地的关系简化为有产权/无产权两类并以土地产权为补偿资历,只有少少部门村民能够在征地过程中获得补偿。在卡纳塔克邦,土地使用权依然因循着历史和本地的若干特性:这里有大规模的公有土地以及非正式的土地租赁。

贩子、小摊主、接生婆、剃头师等是村庄的历久居民,但却并不领有土地产权。非正式的租借系统支持着外地的非正式经济,同时增加了离地田主的支出。但由于没有土地产权,居住在村中长达数十年的租客在征地过程中往往得不就任何弥补。同样被影响的另有生活在村庄私有土地上的村民,特殊是妇女和穷汉(Benjamin, 2000; Goldman, 2011)。

因此,在考察制图过程时,被省略的往往和被强调的细节一样重要。在中国的城市化实践中,耕地掩护越来越成为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因此划定基本农田成为近年来国土数据建设的重中之重,而不法占用农田和耕地是国土部利用卫星图片重点监测和冲击的行为。在作者做田野调查的多个区县的国土局,基本农田在上一年都正在划定或已划定结束并录入数据库。

根据C市Q区国土局工作人员来国土部确认根本农田时进行的访谈(访谈A05,20150120),每一块基础农田都以图斑的情势被录入数据库,并伴随详细的地理坐标,和卫星图片叠加后便可探测到违法用地的行为。工作人员被要求比对和确认每一起图斑的地理位置并具名以便确定义务。在增减挂钩的过程中,国土部宽密监控着每一块宅基地复垦而成的耕地,以确定整个过程没有致使耕地的增加。

与中央政府的主要关注点不同,在地方国土局所制作的图表中,人口统计和宅基地面积测量才是重要的测量对象,这是因为人均宅基地面积直接决定了增减挂钩的收益。由于增减挂钩项目中原本的宅基地复垦后凡是被上级政府以固订价格收受接管,而乡镇政府同时负责建造室庐楼并安置农户。在指标价格和人均安置面积恒定的情况下,人均宅基地面积越小,项目的收益就越小。

因为人均宅基空中积在分歧地舆条件下差别极年夜,生齿统计和宅基地里积丈量是断定名目可行性的重要环顾。在地处山区的K市L区L镇,由于山区宜居地块无限,多少代人独特寓居在一处屋基地的情形十分多睹。目标的交易价钱在本地划定为30万元/亩,而本钱(包括拆迁和复垦用度,和为每块宅基地地块上栖身的贪图户心在村生齿供给人均面积没有小于40仄圆米的安顿房)则下达60万元/亩。

巨额的价差使得该项目只能依靠区政府垫付资金,区政府2013年垫付的1100万元资金到现在仍已奉还,而项目的进行还需要进一步向区政府请求资金(访谈S12,20160430)。因此,人口统计与宅基地测画成为乡镇政府与地方国土局工作的重中之重。本研究所涉及的20个项目均制订了详细的人口分类,辨别户口在村没有房子、屋子在村没有户口、入赘和外娶等情况并据此对人口进行详细统计。在地方国土局绘制的大比例尺地图上,我们可以在图片底部的表格中看到每一名户主的姓名、每户人口以及宅基地的面积。

但是,不管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制造的地图,都同样不关怀最具体的现实:每户的实际人口和宅基地的实际使用权属。即使国土局对于户主、人口以及宅基地面积有具体的统计,经由研究者核实,这些数字只能保障在总量上属实,但地图上所显著的三栏式样在实际中却一定可能真挚对应起来。

在D市P区的实践任务中,州里干部常常为了方便在地图上随便转变宅基地使用权属并上报(比方把“7队”改成“9队”),只有宅基地总量失实,这种修改便不背纪(访道A02,20140720)。这看似细节的疏忽,对农户的现实生涯却有着无比现实的影响:由于宅基地的详细应用权属和地位以及每户人口数在地图上是可有可无的,在满意人均最小安置面积的基础上,城镇政府时常以在地图上变更田舍的方式最大水平上整开分歧村落的资源。

举例而言,在D市P区的实践中,W村共复垦土地857亩,此中180亩用来建造安置楼,安置本村人口共568人,人均安置面积最后规划为50平方米,远高于D市规定的人均25平方米的标准。为最大程度上利用土地资源和节俭安置费用,镇政府决议将X村增减挂钩项目波及的990人也安置在W村项目的安置房中(访谈A17, 20160803)。对W村的村民而言,这意味着村庄土地资源被他者分享,并直接导致了人均安置面积削减约一半。

对X村的村民而言,这意味着无法利用本村土地资源,且垦植半径极大增加。在T市X县的增减挂钩项目的实践中,2012年开始制作的万人社区既无计划又无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覆盖。在政策收松和土天时用标准化之后,万人社区就酿成了守法用地。为了消灭A镇村违法用地占用农田的指导,A镇包拆了29个项目,将与万人社区相隔甚近的若干村的村民都归入到增减挂钩项目中来(访谈A15,20160519)。

对于这些村降的农户而言,被纳入到项目并不是因为自身有上楼的意愿,而只是因为经国土局测算村子的人均宅基地面积较大,有利于尽快偿还违法用地指标。由于被纳入增减挂钩项目,该镇连绝四年所有新建房屋及房屋修理都被制止,由此产生了村民子代婚期提早现象以及大量的代际摩擦。整体而言,在制图过程中,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意图都得到了突出的体现,这种对于实际情况的简化导致了一个悖谬的成果:在补足耕地和实现人均最小安置面积的前提下,所有其他的信息和实际的矛盾(例如农户的志愿、安置面积的减小、耕耘半径的扩大以及婚期的推延)都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

我们看到,制图过程中反应出的史无前例的准确计算和对于具体空间及权属的忽略形成了一种超越具体村庄政治的大范围空间整合。这个景象特别值得我们存眷。在实际成果上,固然补足耕地以及知足人均居住最小面积的规定失掉了满意,却激起了许多抵触和不公。这种我们权且可以称为“地图公理”的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制图知识与技术:信息化迷思

除制图者的客观用意和目的所导致的地图对于实际空间的简化,制图者的知识结构和今世的技术也对制图过程有着极大的影响。现在的我们大略需要一点想象力才能理解,16世纪之前,人们对空间的把握和感知是与现代人完全不同的,这是因为现代人的空间观念和现代科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接洽。

根据普维(Poovey, 1995)的研究,17世纪笛卡我的多少学对于人们的空间理解有严重影响,空间自此之后才被理解为一种内涵同质的、绵延的、向各个偏向无穷延长且屈服于数学规律而存在的“各向异性空间”(isotropic space)。而现代的制图术也只有在这种空间观点下能力在社会中传播开来。制图的理论和方式在16世纪初步成型之后,虽然在之后几个世纪中不断加以完美,但始末以是托勒密的理论系统为基础,并没有太大的范式转变。而20世纪终创造的长途监控与地理信息化科技构成了制图史上若干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技术变化(Biggs, 1999)。

地理信息系统(GIS)的诞生之于地理学的意义正如统计社会学之于社会学的意义,都是学科对“真实的”“硬”科学的合法性诉求。地理信息系统宣称自身是真实世界的镜子,通过技术的完善可以无限迫近世界的实在状态,因此也谢绝任安在视觉精准度之外的批判。在地理信息系统眼前,“任何对于真理、权力、知识的追问都是不被容许的”(Gregory, 1994: 68),以至于基于传控制图术的批评研究与地理信息和视觉化研究已经形成两大营垒,彼此在态度上互不相通(Perkins, 2003)。

在中国的语境下,地理信息系统扶植与国土系统的周全推动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监控的增强有曲接的关系。在财务方面,学者们已指进项目制是最近几年来中央对于地方监控加强的重要轨制设置,而地理信息化建立则是这种把持在技术层面上最重要的表现之一。然而地理信息化的片面推进是建立在技术的客不雅性声称之上的,现在急切需要的是对这种宣称进行深思性的研究。

即使地理信息系统宣称具备全透视的功效,在实践草拟中我们很快就发明这个功能仅能在小范畴内完成。地理信息数据确切可以有用地显示行政或者法令规定的实体的地理位置,好比人口普查的规模或者国家的边疆线,由于它们本身就是工资规定的。但土壤或植被等要害信息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地理外沿,在某一地理单位以内可能也存在着极大的内部差异。

土壤和植被的种种变量在地理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逐渐变更的,而地理信息系统并不克不及把握这种变化,相反只能假设每一个最小制图单元以内的性状是一致的。因而统一个地块在不同的最小制图单位下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状,而制图单位又往往是报酬随意规定的(Veregin, 1995)。因此,我们需要极端谨严地面貌信息化带来客观和透明的假设。另一方面,基于这些地理信息的空间决策支撑系统(spati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平日需要大规模使用来自各类私人和私家组织搜集的数据。这些数据不论在收集过程或是分类过程中都没有同一的标准,在数据整合的过程中因为统计口径、粗度和可托度等的差异会产生极大的误差。

这种数据采散和数据分析的分离在大规模的项目谋划中是无法躲免的常态,而因此引发的误差也是相称可观的(Veregin, 1995)。在地方国土局的机构民族志视察中,作者发现,将土地资源周全数字化并收入全国数据库的过程其实充斥崎岖。以坐标系为例,国土系统内有些单位使用的是54北京坐标系(采取的是苏联的克拉索妇斯基椭球参数),其他单位则使用的是80西安坐标系(采用的地球椭球基本参数为1975年外洋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结合会第十六届大会推举的数据),地方国土局的勘察队中老一辈个别保持使用54坐标系,年青人则多使用80坐标系。

由于不同的椭球之间的坐标转换并不周密,不可思议,当数据汇总进库的时候就呈现了大面积的堆叠地区。即便地理信息系统的计算才能再强,也无法分析出重叠的图斑是由于项目反复扶植和套用本钱,仍是坐标系转换的偏差而至,中央政府也只能将堆叠的图斑发还下层使其自行建改和阐明。这些察看都要求我们悬相信息系统的宾不雅和通明预设,把数字和信息放入到具体的时面和构造中往考察其发生的详细过程,考察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的博弈,以及基于这些数据的治理所带来的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4、治理

近20年来,中央政府不惜消费伟大的人力物力,以起初进的技术来描写每一寸国土,而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中越来越多的时间被用来整合数字和图像资料,包括土地台账、土壤地图、卫星图片、规划图、完工图等等。那末地图是怎样在治理过程中庸官僚系统产生具体联系的?地图作为治理的工具,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各有何种具体用处?如果地图不仅仅是工具,它又如何反过去影响和限制了官僚系统的逻辑?

(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近20年来,中央政府逐步收集并掌握了全国性的地理信息。这个漫长的制图过程从一个正面反映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信息掌握权方面的博弈。在全国性的信息系统建立之后,中央与地方又在这个新的平台上开展了博弈,这些经验现象值得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学者们已经指出,1994年的分税制改造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是重要的时点。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创办产业企业的踊跃性受到极大袭击,转而开始大规模地经过征用、开辟农用地来推进都会化,大量乡村土地转变成建设用地(Lin & Ho, 2005;周飞船,2006, 2007)。基于作者对于C市Q区国土局自1996年以来台账的研究,以及对于相干背责人员的访谈(访谈A13,20140803;访谈A14,20140810),我们可以测验考试恢复中央与地方政府近20年来在制图和以地图治理这一维度上的博弈过程。

在C市,连续了数年的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于1996年实现。此次调查中相关耕地数量的数据相当重要,这是由于占补平衡政策所要求补充的耕地是以此次调查为基数的。换言之,某地用于占补平衡的新增耕地体现为该地现有耕地与1996年调查中地图上显示的耕地数量之间的差额。

一样值得留神的是,和全国大多半地域一样,C市各区县1996年调查的数据并不经国土部或省国土厅存案,这象征着各地都可能以占补均衡的实际需要为标准来修正1996年的本初数据。在2009年停止的全国第二次土地考察终究使中央政府系统地控制了全国的耕地信息,但是中央政府并出有即时启用第二次土地调查的数据作为基数来计算新增耕地,而地方政府却取得了快要四年的缓冲时间逐渐过渡到以2009年的数据为耕地数量增减的计算基准。

在2013年,中央政府才开始以第二次土地调查的数据作为全国统一的基数,尔后所有耕地与建设用地的增减都以2009年的数据为基准。比拟于耕地数量,耕地质量数据的收集更加波折。2006年,C市开动了土地等级调查,对耕地的地力进行了系统的测量,并将数据汇总到国土部。2008年国土部印发《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领(2006-2020年)》,对农田质量初次提出了定量化的规划依据和考察标准,提出非农建设占用农田时须通过复垦等方式补凑数量和质量都相同的农田。

一时光各地国土局纷纭表现之前的耕地等级估值偏高,请求重新测度耕地地力。C市获准在2010年从新构造土地品级评定,此次评定中高度量的耕地年夜幅量削减。所有在2011年之前破项的土地项目均以此次凭借为准重新挂号泥土品级,2011年以后的项目则由省领土厅组织专家进行真测评定。咱们看到,中心当局在与处所当局的一直专弈中逐渐树立起天下性的地盘数目与品质疑息库并以此为基本禁止地盘管理,此进程破费了快要20年时间。

全国性土地信息系统的建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对于信息掌握权的争夺,而在系统建立之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又在这个平台上持续展开。在对全国性的土地数占有了系统的掌握之后,中央政府近年来不断通过卫星图片等最直觉的方式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控。

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数据或改造数据为基准图与卫星图片重合比对,各个大区的土地督察局可以正确地把握地类变革和耕地数量增减等信息。2013年作者在D市P区国土局做调查时,全国性的卫星图片拍摄和检讨借只有每年一次,地方国土局被要求根据收放的卫星图片自查并处理问题,并由重要担任引导在年底时赴京做问题汇总和报告请示。在全国土地督察“做好平常督察”的唆使下,全国性的卫星图片拍摄与检查在2016年已经增长到每一年三次。作者在G市B县的调查隐示,地方国土局每到两个月就需要招待来自卑区国土督察的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和测验。

然而,相较于中央政府全面监督地方政府土地行为的意图,现阶段的无效监控还只能停留在有限的几个方面。某大区督察局的工作人员在访谈中表示:“地方不会愚到在明显的地方出问题。比如从审批角度上,不吻合规划的地类虚假的情况并不罕见。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些直接能够看到的显著的地方。而在于,比如‘占优补劣’、耕地质量的问题”(访谈J31,20161020)。

在地方政府这一端,地方政府并不仅是被动地接受上级检查,相反,近年来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大量生产地图等文件的方式觅求自身的合法性。新制度主义在组织研究中发展出的“合法性”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地图的这种仪式性作用。

根据这种理论,文件和图表不仅唯一工具感性的感化,它们本身是组织合法性(legitimacy)的典礼性表白,用以证实组织的运作契合既有的社会规范,并进一步增加组织的合作力(Meyer & Rowan, 1977; Dimaggio & Powell, 1991)。文件的典礼性功能在中国的下层治理中有明确的体现,比方,李林倬(2013)通过对县级政府文件治理的考察指出,合法性压力之下产生的标记性文件和地方政府出于实际工作需要而产生的文件之间在时间轴上有突出的分别倾向。

这种通过出产文件获得合法性的倾向在中国的土地治理实践中表现得加倍突出。作者在对地方国土局的观察中发现,国土系统经常主动地通过制图的方式来记录和证明法式的合法性。具体而言,研究涉及的20个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收集规划部门、农业部门、地质调查院等机构以及乡镇的相关地图、测评文件和公章,一并需要搜集的是村民代表大会的看法和涉及相关农户的署名和指模。在实际的工作中,在不同的乡镇和政府部门收集两到三个公章就要占用一天的时间。如此复杂的义务使得国土部门不能不招聘体例公司来特地处理地图、图表、数字和文件。由于对于地图和文本的要求日趋精确化,愈加专业的人才培训也应运而生,编制公司的雇员们很多都是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卒业的先生,占有将现实空间转变为抽象空间并生产出一系列相应文件的专业技巧。

作者对于地方国土局的原野调查发现,这些自动依靠地图失掉合法性的实践使得地方政府得以夸大某些特定面向的信息,从而给地方政府在这些面向之外带来了很大的自立性。在上述P区与X县的增减挂钩实践中,我们看到地方国土局在上交上司单元的报告请示图表中凸起耕地弥补以及最君子均安置面积达目的细节以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些制作精致的图表将上级政府的注意力领导至有限的几个指标,同时粉饰了在实际过程中由于扩展或归并项目所产生的大量社会盾盾,使得乡镇政府可以在合法的范围内扩大自身的自立操作。地方国土局的这些实践充足注解,在以制图术为主导的治理框架下,地方政府已经发展出了不同于以往瞒哄数据、数据造假或是“受混过关”(Zhou et al.,2013)的新应答差别。

这些经验使我们意想到,以制图术为核心的国家与地方实践构成了以后中央—地方政府博弈的一个重要面向。这种基于制图术的治理使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在某些面向(如耕地数量和规划地类管控)慢剧增加,但也同时许可地方政府以主动追求合法性的方式开辟了在其他面向(如合并、扩展项目)的自主性。这种治理能力的不平衡发展及其社会后果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作进一步的讨论和说明。

(二)地图的反向影响:重生政治空间与反向适配

有名的造图教学者哈利跟伍德等人(Harley,1988;Wood & Fels, 1992)皆明白指出天图和权力之间有稀弗成分的关联:舆图是君主的迷信,是权利的兵器,是统辖的对象。正在“委托—代办”的实践框架之下,文明和数字做为审计的东西能够下降署理偏偏离拜托人好处的危险(Flint, 1988)。

然而地图不单单是主动的工具。在以地图为对象的治理过程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情况是,地图对于它的制作家和使用者产死了重要的反向影响。这种影响体当初两方面:一方面,政治决议依赖于可视化的图像,因此地图往往从行政系统与做作之间的前言一跃成为新的天然的创造者。另一方面,即使图像仅仅被用于监测等非决策性的运动,地图本身的逻辑在良多情况下匆匆代替了权要系统本身的目的。

一方面,在对于现代平易近族国家来源的考察中,学者们注意到地图常常是版图和行政区划的生产者。与梯利(Charles Tilly)等学者从战斗与税支来理解西欧古代国家造成的视角不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另一片历史学家以为制图术在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有重要的感化(Anderson,1991; Biggs, 1999; Sahlins,1990; Winichakul, 1994)。以比格(Biggs,1999)对西欧国家构成的考核为例,在基于国界的现代国家出生之前,主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意涵,这极端表示在政治飞地的大批存在。由于政治飞地的存在,这种政治空间是无奈用地图来描写的,而只能用笔墨进行记载。

与这种含混和活动性相反,地图所刻绘的空间界线明显,内部一致,并且抽离于任何传统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原本广泛存在的政治飞地和其他异质性的政治空间在这一新的技术形态之下都成了变态的(anomalies)。在这个意义上,地图不仅仅描绘了地理空间,更重要的是它暗含了现代国家的政治空间部署:内部同质,外界清楚(Biggs, 1999:386)。

通过交际和战争,现实里纷纷复杂的边境最终被简化为一条幻想的直线。在1770年到1780年仅仅十年的时间内,法国就和邻国签署了多达二十余条和约来划定明确的国界(Biggs, 1999: 388; Sahlins, 1990: 1438-1439)。地图所描绘的空间外界分明,内部空间则是同质的。卡西尼(Cassini)忽略传统的辖区,运用三角测绘技术把法国的领土等分红80×50千米的长方形。

何塞(Hesseln)在此基础之上,以九为数量单位把整个法国分割成多数几何面积同等的单元。这种同质性空间的表示有极大的政治效果:大反动所带来的一系列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即是废止旧制度的辖分辨割,旧有的辖区往往拥有自成一体的传统和习惯,极易成为旧制度死灰复燃的膏壤,因而必须废除,而以地图所划分的地理单位取而代之。

西耶斯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中特别提出应应以卡西尼的地图为基础、以几何准则来进行行政区划,而现实中公民议会确实是以卡西尼地图为基础,以面积相同为原则分别了法国的国土(Biggs,1999: 388)。地图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是国家规划领土的工具,它深刻地改变了行政区划的原则,并且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影响。

另一方面,跟着各种量化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广泛流传,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体都越来越热中于可测量之物。人们的心思状况越来越易以捕获和掌握抽象的概念,而必需要寻觅技术化的手段来量化这些概念。悖谬的是,技术不只仅是被动的可被应用的手段,技术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即在于它有依据自身特性重新定义目的的偏向,而且很可能让使用者忽略任何其他的视角。

这就是所谓的“反背适配”(reverse adaption),即在技术使用过程当中,使用者本身的目标适应技术的特性被重新定义(Winner, 1978; Veregin, 1995)。举例来讲,进食的需求转化成了对雪柜、烤箱和超市的需要。这些极端狭小的技术界说同时限度了我们的念象力,使我们忽略了达到底本目的的其余可能性,乃至逐步忘却了初志。简单而行,反向适配的过程可以总结为:目的(抽象)-技术化手腕-目的(再界说)。

以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反向适配”也能够辅助我们加深对于中国田野经验的理解。近年来,在村庄的基础设施改善项目中,制图越来越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与财政资金的专项化有关。与以往财权下放乡镇甚至村群体的做法不同,近年来财务资金越来越多地以专项资金的方式通过部门逐层下发(周飞舟,2012),而财政资金专项化在技术层面则体现为对制图的高度依赖。

以作者在L市S区国土局介入观察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实践为例,该项目的主旨是对2012年之前已经竣工验收的农田整顿项目注入后续资金。各个村向国土局提出申请,资金以中央与地方2∶5的配比形式下发到区国土局。在此过程中,资金的测算高度依赖地图这个工具。具体而言,在外业工作中,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国土局的工作人员首先在比例尺1∶4500的地图上确定地点位置,然后标出拟修道路的位置,对道路在实地以测距仪器进行测绘,之后比比较例尺1∶500的地图确定最终距离。

一方面,任何实际地貌上的变化都需要准确地还原到地图上,而最终的资金测算也以地图为基准。另一方面,由于项目的最终效果也以竣工图的方式向上级提交,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了国土系统工作人员在实践中的目的和决策依据。作者在田野中发现,在实际作业中,国土局工作人员倾向于选择在竣工图上体现出修缮长度最长的计划。这一目的的重新定义对于村庄有着很实际的影响:斟酌到运输、人力、时间等成本,修缮路段越短,相隔距离越远,相对成本越高。

因此为了实现在完工图上体现修葺长度最大化的目的,只有达到必定长度并可以和之前已修缮的讲路相连的途径才被同意展设或修缮。在实际效果上,若干村庄内部由于农业运输等起因迫切需要的道路都因为路段太短或是和睦外部道路网相连而被拒尽铺设和修缮,村民们提出的修英泥路抵家门口的要求也因为过于疏散、成本太高而被否决。

由于村里向国土局提出修缮申请的道路大部分都被否决,村干部在访谈中抒发了不满:“(基础举措措施改造中)对庶民最有效的就是铺路……然而实际上最后给修的就只是本村到里头的路,外面的好些都不给修”(访谈S22,20160903)。在这个例子中,在竣工图上最大化修缮长度的技术需求超越了村庄和村民的现实需求,重新定义了改善村庄基础设施的实践:“改善村庄基础设施(目的)-规划/完工图(技术手段)-图像体现可观察道路最长(目的再定义)”。

在高度依赖图像进行决策和反映后果的基础设备改善项目中,作者发现“最大化可视效果”这一策略有广泛的影响。在访谈中村干部表示,村里的基础举措措施改良工作总要参照各类技术要求,而这些要求都和村里本身的需求无关:“依照不同的项目来修就分歧理。因为每个项目的技术要求都纷歧样。现在有林林总总的项目。其实屋宇改革、火电气、农田假如一路弄是非常好的。可现在都是一个一个的项目,每个都有不同的技术要求,最后这修一块那修一块,都是零碎的”(访谈S25,20160912)。终极是各个不同项目的技能而非村庄本身的需求定义了项目的选址和实行。

在“治理”这个环节中,本文重点讨论了制图术作为官僚系统治理的理性和仪式性工具,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离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对于官僚系统本身的逻辑以及治理的实践都可能施加反向的影响。对制图术的历史研究及其在当代的广泛使用无不解释制图术与现代官僚系统的取舍性亲和。但是,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批驳制图术在治理中的运用,更在于强调在制图术被如此广泛运用的布景下,我们不能不看重图像的空间暗示以及制图的技术细节对于治理目的的潜伏扭曲,不然我们很可能要承当由此带来的政治和社会价值。

5、认知

在他日社会,人们愈来愈依附统计数字和形象的图象去懂得天下取做出定夺,甚至于数字与图像很轻易被看成是自然存在的。阿伦特语带讽刺地指出,政事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崛起是须要特定的人道前提的:只要当人完全酿成社会存在而且齐然分歧地服从某种行动模式的时辰,对付这类形式的偏离才干形成统计意思上的异样值(Arendt, 1958:42)。相反,止为模式的正态散布在希腊是不成能存在的,因为乡邦中的每一个自在人都逃供出色(excellence),而卓著的主要尺度之一等于寻求不同凡响(Arendt, 1958:48)。

福柯对于治理术的主体条件也做了非常深入的切磋。由于治理术的核心命题是以人口为对象的精细计算与对生命过程的深入干涉,治理术要求个体是可被分析计算且服从于干涉的。福柯明确指出基督教的牧领(pastorate)是治理术的前提,这是由于前者为后者结构了主体的基础(Foucault, 2007:184)。

治理术是治理国家的技术,而牧领则是治理个体的艺术,两者的共通的地方是对对象的分化和计算,以及深进的干预。在祸柯看来,牧领的关键并非救命,其奇特之处是将信徒引向应许之地的途中牧师发明的一系列技术,个中对于德性和过错的分析管理分外重要。德性和错误在信徒的终生中不断被分析、叠加、对消、转移,而牧师作为管理者,监视记载和计算着信徒这毕生的作为。恰是这种分析、计算与干涉的过程创制了治理术的主体基础。

(一)制图术的主体条件:空间认知与设想

制图术的主体条件是甚么?制图术以空间而不是人口作为直接的治理对象,但制图术同样需腹地图使用者具有特定的认知方式才能实正起到作用,“地图不仅仅是适用性的管理工具,更是一种史无前例的认知图示”(Winichakul,1994: 120),而分开后者,前者是很难施展作用的。安德森(Anderson,1991)和威僧差恭(Winichakul,1994)等对于东亚历史的研究就深入地掀示了现代制图术诞生前先人们对空间完全不同的认知。

安德森与威尼差恭对殖民史的重新收拾和爬梳有两点突出的奉献:首先在于对前现代认知图式的生动还原,其次在于对于新旧认知图示的冲突和更迭的详细考察。以“边境”(boundary)这一概念为例,前现代的泰王国对于权力界限的认知与现代世界地图上细细的边境线完全不同。

阔别权力核心曼谷的边缘地段经常被看成礼品收与没有,国王并不具有领土弗成宰割的主权认识。权力的鸿沟是由王国维护边沿城镇的能力所决定的,因而王国的边境经常被想象为一块块城镇构成的补钉,这些城镇并不是彼此相邻的,以是边境也长短持续的。王国与相邻的国家并不“交界”,相反,界限往往是由丛林和河川构成的缓冲地带,因而是一条极细的线条。

这种对于历史的生动还原一方面体现了历史的想象力,即重构一种超越于单一的现代主导概念体系的丰硕的认知世界,另一方面也潜在地拒绝了历史主体是认知黑板(tableau blanc)的假设,并且引出了另一个深刻的问题——由地图引发的新旧认知图式的强盛冲突以及更迭过程。英国与法国在西北亚不断加重的殖民活动促使泰王嘲笑主动利用现代的主权边境概念和制图术维护王国的独立,而在此过程中当地的和前现代的认知图式逐渐被取代,地图得以广泛复制和使用,并且成为主权国家的重要文明意味之一。

在另一些情境下我们则看到村庄基于历史与习俗的对于空间的认知与国家基于现代制图技术的空间管理之间形成了一种让步并存。例如在波兰,近两个世纪以来官方的地籍图与实际的土地使用权属有差异的面积达到40%。官方制作的地籍图要求以一条细线来划分土地权属,邻里之间却经常通过协商来调整使用权,而经常更改的权属无法用流动的线条来描述。

经过量年的磨合,两方找到了共同的定界物——“miedze”(字面意思是“分割物”),这是一种在波兰的农村田间常见的20到50厘米宽的田块。在土地管理部门眼中,这依然是一条直线,而在村民看来,这是一条邻里地步之间的缓冲带,其使用权属可以随时变化(Harvey, 2013)。这些对于空间的认知与认知的冲突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需要我们耐烦过细地去考察和梳理。

(二)中央与地方:信息化时期的认知好同

制图技术的发展可以消除不同群体对于空间的认知差异吗?当原始的制图术被地理信息系统等更进步的技术与代时,仿佛技术已经能够完全客观和透明地描绘地理特征,好像人们对于空间的认知随着技术的完擅更加一致了。然而事实也许偏偏相反,信息化和大数据正在以其独特的方式激烈与以往不尽相同的空间想象,处于不同位置的人群对于空间的认知极可能拥有了更大的差异。皮克斯非常有洞看法指出,信息化时代基于GIS的空间认知同样响应着安德森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的问题(Pickles,1995),因这人们基于数字地图若何想象空间仍然构成异常中心的研究命题。

回到中国城市规划与治理的问题,我们看到地理信息系统正重塑着人们对于空间的不同想象,而这种空间想象的差异还有重要的政策后果。根据初步的田野经验,我们可以判断,作为不同主体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基于GIS提供的世界图景对于空间有着不同的认知。在中央政府这一端,GIS最大程度上实现了“透明”这一理想。

它可以逾越实际地理间隔近程监控土地的变化,任何违法用地、侵犯耕地的行为都可以裸露在卫星图片中;它可以在各个历史图层之间比对并反映政策履行的情况,例如耕地数量增减和地类变化。正因为如斯,中央政府近些年来投入宏大人力物力实现国土督察数字化信息化,不断增加信息的精度和督察频次,例如投入高额的技术成本(获得卫星图像以及冗长的解码过程)将本来每年年末的卫星图片法律发展为每年三次,而以此为依据的查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在地方政府这一端,却对于空间有不太一样的视角和认知。地方政府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各种数字地图上的空间是完全不透明和可塑的。在这种空间认知中,空间不是我们站在某个特定的角度用肉眼捕获到的整体性的存在,而是从各个角度对空间进行分割,剥离成一层又一层的图层:土壤质量地图、乡镇规划图、卫星图片、竣工图。而最终呈现的空间是对这些图层重新组合的结果。

在重新组合的过程中,本来的元素会被挨治,现实中毫无关联的地块由于某些属性相同而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被视为等同甚至可以调换的地块。拔取不同时期的图层作为基准图,抑或是挑选不同机构制作的土壤图,都可以组合出不同的变化。这是一个无法用身材和肉眼的经验捕获的,可以无限组合的空间,本杰明(Benjamin,1968:233-234)对于绘画和摄影的批评极其生动地刻画了这种悖谬:“画家的作品有着整体性的视角,而拍照师的作品则是把自然打坏为无数碎片,再在新的法令下组装起来”。

如果说制图过程中的“简化”描述的是地图对于现实世界的抽象,空间重组则是地图内部图层之间的彼此取代和重新组合。前者是制图者在制图过程中带有主观意图的行为,后者在更多的情况下反映的则是一种对于空间的重新认识和想象。

城市社会学研究往往预设各个行为者(政府、跨国公司、地产商、非政府组织与住民等)都对空间有着相同的认识,并且在这个条件之下研究各方对于权力和利益的争取。然而对于主体空间认知的研究提醒我们,在很多情况下这个预设并不合乎现实,我们需要经由过程一系列办法还原在各个社会位置之上的行动者对于空间的不同想象与认知图式,这兴许是进一步揭露乡村化过程内在机制的基础。

六、结语:制图术与中国的治理研究

自2010年12月晦,国务院下发47号文件要求对增减挂钩试点工作进行清算,到2013年增减挂钩项目正式行向全国,国土资源部的浑理检查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条即是要求地方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试点项目区上图入库,纳入“一张图”管理。

这一过程深刻地反映了治理与制图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而我们需要新的研究视角来把握这种关联。本文所征引的与制图术相关的研究分布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和地理学各个领域,然而在西方的学术体制里,并没有迫切的需求把它们整合在一同。而本文鉴戒多领域内制图研究的尽力从一开始就是面向中国的治理研究的。

在中国的田野经验中,中央—地方关系是理解城市化过程的非常重要的维度,通过制图术这一研究角度,我们可以观察和把握到这一维度所展现的治理形态整体性的变化。在有充足的田野经验积乏之后,制图术的研究应该能够和海内现有的治理研究形成对话。

例如它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回应治理研究中提出并试图解问的若干重要问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如安在博弈平分割控制权(周雪光,2015)?项目制如何外行政系统之内创造增量(渠敬东,2012)?自上而下的科层的控制逻辑若何和自下而上的反掌握逻辑并存(合晓叶、陈婴婴,2011)?

制图术的研究一直要回答如许一个问题:制图术的普遍利用分辨给中央与地方政府带来了何种治理的新的可能与范围?透过制图术这一视角,本文浮现了一些开端的断定:对中央政府而言,经由过程远20年的制图实际,中央政府逐步建立起了笼罩全国的土地信息系统,并越来越依靠这些可视化的技术常识对地方政府进行监控。

在耕地数量和地类等方面,基于图像的监控已经显示出了很大的效率。然而制图术也不行防止地给中央政府的治理带来了新的挑衅:在依赖制图术进行治理时,中央政府因其处于悠远的数据顶真个位置,对空间有着特定的认知。一方面,中央政府信任地理信息系统的客观性和透明性,果而将视线散焦于其所出现的信息,并依赖这些信息来监督与改正上级政府的行为,因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现实中无法被信息化的复杂实践。

另一方面,制图术为地方政府带来新的治理的可能性也逐渐超越了中央政府运用行政敕令实现治理的范围。简单的“是”或“可”无法捉拿更无法约制制图过程中复杂的操作。地方政府在运用地图进行土地治理的过程中,尾前通过简化的过程将实际地理空间进行抽象,呈现出对其有益的信息,并暗藏了扩大和兼并项目等实践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其次通过主动制作地图和其他文件的方式增加自身的合法性,并通过空间重组利用图层的筛选与叠减轻塑和呈现空间。

这些操作使得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满足“地图公理”并表现出对上级号令的服从,另一方面在图像展示的面向之外扩大了行动的自主性。一言以蔽之,bet16瑞丰乐投,制图术的研究重点不在于分析技术变迁,而在于体现整体治理形态的变化。

虽然本文对制图术的概念外表设定了较为严厉的制约,但这个分析视角实在可以更广泛地运用于对地图除外的文件的研究。它在经验研究中的分析对象可所以一种狭义的依赖可视化技术和天然物的治理模式(“技术治国”、“专家治国”)。

另一方面,它也启示我们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对认知工具加以更深刻的批判思考。正如库恩所言,我们现有的方法使我们无法看到纷繁复杂的世界本身。主宰当代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未尝不是将现实世界投射(map)到线性模型的实践?数学模型与地图何尝不是相似的社会治理工具?

在这个投射的过程中,线性模型不但是意识社会世界的工具之一,同时也逐渐形塑和主宰了我们对于社会世界的认知,使我们只能看到一个线性时空内个体相互自力而依循单一因果律的社会存在(Abbott, 1988)。这种统计本相对于认知图式的重塑不也和地图有着诸多类似之处吗?因此,对于制图术的研究要义在于对它的丢弃,在于呐喊对社会生活中具体道理的存眷,在于规复对世界丰盛与深奥的时幻想象。